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孔子《春秋》对司马迁的重大影响。司马迁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又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1]司马迁说《春秋》“王道备，人事浃”[2]，所谓“王道”，就是周礼或周礼所规定的社会秩序。“礼”是“秩序”，孔子讲得很清楚。他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3]他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4]“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5]
礼所规定的秩序，既是政治秩序、等级秩序，也是伦理秩序、道德秩序。总之，礼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规范。这同孔子重人事的思想是一致的。
《春秋》重人事，是它在历史思想上进步的方面，也是它在史学发展上的一个重大贡献。《春秋》重人事，主要是认真记载了政治上的得失成败。它没有像《雅》《颂》那样的神灵气氛，也没有像周、齐、宋、燕等国史那样记神灵故事、预言、梦幻。它记水、旱、虫、雨雹、雷电、霜雪、地震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看待的。这跟孔子“不语怪，力，乱，神”[6]的思想是一致的。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活动，如朝聘、会盟、征伐、城筑等，本来都是结合着祭祀活动进行的，但《春秋》却能把人事从神秘的气氛中分离出来。《春秋》在历史表述上，是先秦时期的史籍中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