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李世民父子出身关陇集团的将门，对于儒学原是不甚熟悉的。唐王朝建立后，逐渐地提倡起周、孔之道来了。武德二年，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博求其后。武德七年，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武德九年，封孔子的后代为褒圣侯。及至太宗即位，又就如何估价与发挥周、孔之道的作用进行了讨论。有一次，唐太宗说： “周孔儒教非乱代之所行，商韩刑法实清平之秕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概也。”魏徵接着指出，商鞅、韩非那一套“权救于当时，固非致化之通轨。”治天下要靠儒家的“王道”,这是贞观君臣们的共同结论。
贞观二年六月，唐太宗特地声明： “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同年九月，君臣论治，王珪批评了“近代重武轻儒”的倾向，认为汉朝宰相无不精通一经，以经术致治， “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唐太宗听了， “深然其言”。君臣们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儒学自有它的妙用。
《旧唐书·儒学传》序云： “古称儒学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这就揭示了尊儒崇经的政治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君臣贵贱那一套封建等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