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我是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双重文化的接触与活动对我是不可少的。在你们俩真正在(北总布胡同)三号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我总是觉得若有所失,缺了点什么,有一种精神上的贫乏需要营养,而你们的“蓝色书信”充分地补足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我在北京的朋友都比我年岁大,比我老成。他们提供不了多少乐趣,反而总是要从思成和我身上寻求灵感和某些新鲜东西。我常有枯竭之感。
今秋或初冬的那些野餐,骑马(还有山西之行)使我的整个世界焕然一新。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我如何能熬过我们民族频繁的危机所带来的紧张,困惑和忧郁?骑马也有其象征意义。在我总认为都是日本人和他们的攻击目标的齐化门[4]外,现在我可以看到农村小巷和在寒冬中的广袤的原野,散布着银色的纤细枯枝,寂静的小庙和人们可以怀着浪漫的自豪偶尔跨越的桥。[5]
class="sigil_not_in_toc" id="heading_id_7">五
在日机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中,我们的住房就几乎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距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在这所房子里我们住了三间。当时我们——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都在生病。没人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响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玻璃的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旁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