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检规定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如战时状态采用机器煮药液。”“现在就是战时状态,干吧!对了,通知同仁堂等一起上!”年轻市长一拍定案。
“好的。”陈济生受命后的第一时间内赶到双鹤药业公司,亲自看着成吨成吨的中草药装进大罐桶内渗泡、调配、起火、转动……好家伙,那是真正的大机器煮药啊!巨大无比的炉桶,轰鸣震天!开足马力,日夜不停。
同一时间,京城百年“大宅门”——同仁堂老店的后院,更为壮观:原有的大大小小煮药灶、煮药房、小桶烧、大桶渗的所有药具全部用上,而新添置的十几口硕大无朋的煮炉更是火焰旺旺,热气腾腾……
大机器煮提,一天能供应10万服“八味方”!10万服还不够!各药店急报。
10万服不够就再加到15万服!15万服一天还不够!市民们骂死我们啦!药店老板哭着向陈齐生报告。
日供20万服!陆副市长下令。
20万服晨送市场,午后便空空无货。
陈济生想哭,却哭不出来。要哭也没有眼泪,只有血水——百姓们把“八味方”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而“八味方”其实也就是一根可怜兮兮的救命稻草而已。
“八味方”从4月8号一直供到4月底的20来天时间,全市共卖出800多万服!其中23号和24号最高峰时,日售量高达29万服和29.5万服!北京市民疯了!但疯了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死了才真正可怕!“4月17日中央开会,当晚市领导找我等人谈话,告知当时的疫情,我听后真感到吓人。18日市经委通知我出任抗非物资总指挥。19日物资保障组升格,成了市抗非指挥部的一个小组,组长也由一名副市长担当。当日我出任物资组办公室主任。20日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革职,我们抗非指挥部的各小组成员却正式上任。21日我负责的物资供应办公室62名来自各个部门的人员全部到位。当日23部电话全部开通,30多个网络建立,几百个联络电话列在每个工作人员的办公墙上。而那时遇到第一件最重要最紧急的事就是前线急需的防护服……”张工,市经委副主任在日后接受我采访时,说起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一连报出几个工作日程的战斗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