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怎样读书”的问题也很重要,读书态度是否正确,对读书效果也大有影响。宋代学者谈读书法的不少。例如,朱熹就讲过一段话:“大概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此说自然有些道理,但不够全面。宋代有人主张读书用“出入法”,先求入,后求出。刘先生继承这一见解,并加以阐扬说:“论世者审其情,知言者析其辞。读书二法,曰入曰出。审其情者入也;虚与委蛇,道家持静之术也。析其辞者出也;我心如秤,儒者精义之功也。入而不出,出而不入,昔儒之通弊,儒道末流所以流于苛荡也。二法具而无不可通之书,书亦无出史、子二者之外者也。”研究学问,必然要读书。“入而不出”就会流为“荡”,即一味盲从;“出而不入”,就会流为“苛”,即专挑漏眼。二者皆非良法。刘先生主张先入,虚心体会原著实质意义后,又须脱出身来,才能有公允正确的衡量。这是因为主观的采获,是在客观的容受上经过一番用力的,有了巩固的基础,对独立思考就会大有保障了。
再次,章学诚倡导“六经皆史”,冲破“唯经独尊”的禁锢,使学者的头脑得到一次解放。刘先生跟踪前进,提出更加惊人的主张。他引用《孟子》“知言论世”之说,认为“知言”是子学,“论世”则为史学;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从实质上看,子学也可归属在史学之内,因为它讲述研讨的理论学说都是一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反映,莫不具有时代背景的历史性质。以此,他在所撰《道家史观说》中,就明白宣称:“吾之学,其对象可一言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蔽之曰道家。”刘先生治史,经常强调“明变”和“知隐”,“明变”必须观风察势,“知隐”才能灼见真相,所以他说:“史之良者,尤在能推见至隐,原始察终。”他把宏观和微观结合使用。前者是把古今中外尽收眼底,这是在发挥望远镜的功能;后者要“推见至隐”,求得一个“水落石出”,不为假象伪言所掩,便需要使用显微镜的手段。他用这种大小并举的方法考察和研究历史,结论的可靠性自然就会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