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和邓拓还有关系。我在张家口的时候,我们都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他是社长,我是文艺版的主编。”
王恩成不以为意地说:“你们是工作关系嘛!”
“运动一来,如果有人不这么看,就麻烦了。”
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像霹雳似的降临了。
我回到了省作协。一夜工夫,省作协的地下室里贴满了大字报,许多是对我来的。有的揭露我和邓拓的“罪行”;有的说我和汉奸文人张露薇如何狼狈为奸;有的称我为“夺权老手”;有的说我历来是保护牛鬼蛇神的“大红伞”;有的说我过去写的作品都是些“毒草”……那些大字报全都充满了血腥气味,每一张大字报都能置我于死地。我被强迫写那些“检查”和“交代”稿,还不时地被拉出去批斗。大街上的游行队伍喊着口号,刺耳的高音喇叭惊天动地。我感到自己太孤独了,太绝望了。在这种形势下,有多少次我问过自己:我还能够再这样活下去吗?我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找到安慰,找到希望,我想和申蔚谈谈,她却随着机关干部去长山子村参加秋收劳动去了。
就在我十分绝望的时候,申蔚从长山子参加劳动回来了。她告诉我说,机关这次组织干部去长山子劳动,本意是去搜集我的材料,不料却受到了长山子群众的坚决抵制,碰了钉子。长山子的群众说:“你们要问马书记在长山子的工作成绩,十条二十条也能数上来。要问黑材料,一条也没有。”申蔚还对我说,她在干活的时候,王恩成私下对她讲,让转告我,让我放心。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长山子群众没有给我贴过一张大字报。万一机关罢了我的官,长山子欢迎我回去,再帮助他们治山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