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大愚至极；但这是有着极高睿智和洞察力的人们的大愚。因此，这里值得探讨的是，我们能否发现有关他们何以会接受摩尔的天真而又自得的启示的任何线索。原因首先在于，这群正要成为伦敦文化住宅区布鲁姆斯布里居民的人已经接受了摩尔《伦理学原理》第六章中的价值观，但不愿意承认这些价值观仅仅是其自身的偏好。他们觉得有必要找到客观的、非个人的合理根据来拒斥除了有关个人交往与审美以外的所有主张。那么，什么是他们所特别拒斥的呢？实际上并不是伍尔夫或斯特雷奇的判决名单中的柏拉图、圣保罗或任何其他伟人的学说，而是作为19世纪末文化象征的那些人物的理论。西季威克、莱斯利·斯蒂芬和斯宾塞、布拉德雷一起被打发掉了，并且，过去的一切都被看作是包袱，而摩尔刚替他们卸掉了这个包袱。而那使得过去的一切成为一种急于被摆脱的包袱的19世纪末的道德文化又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应当缓一步来回答，因为在论证的过程中它会不断地向我们袭来，而在后面我们也可以更充分地回答它。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伍尔夫、利顿·斯特雷奇、罗杰·弗赖的生平与著作中，这种摒弃过去的主题有着怎样的支配地位。凯恩斯强调，不仅要摒弃边沁式功利主义的和基督教学说，而且要摒弃一切赞成将社会行为视为有价值目的的主张。那么，还剩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