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意识到这些危险；至少，我渴望认识。在另一种处境中，它们可能提供沉默的好理由。但是，我认为，现代哲学的沉默是不健康的。我在前面曾论证，它的力量部分地来自形而上学的和认识论的理由，而我相信它们是无效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道德或精神理由：对日常生活的肯定，以及现代自由概念，对这些理由实际上我想在某种形式下加以同意，但不是在这种形式下。理由是，这种形式在深层上是混乱的。它把对生活和自由的肯定看作与抛弃性质差别、拒绝构成性的善等有关，然而它们自身也反映着性质差别，假定了某种构成性的善的概念。最后，当这个范围的理论由超善所激励（非表达地）时，它不得不歪曲我们所考虑的处境，并在“道德”和“不道德”之间，或（在哈贝马斯的例子中）在“伦理的”考虑和那些关系到“善良生活”的事情之间划定严格的界线，这严重地堵塞了它们的联系，而且首先是，妨碍着我们询问现代道德思想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何种程度上，“修正主义”为了超善所做的主张应当从根本上加以接受（见第三章第二节）。
这种形态的思想的存在及其在我们文化中的重要性，形成了对善的表达的压倒之势。它抑制着如此之多的问题，隐藏着如此之多的混乱，一旦人们从其符咒中逃出，即使是部分地，人们也不得不把它体验为理智上的窒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