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和邓拓还有关系。我在张家口的时候，我们都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他是社长，我是文艺版的主编。”
王恩成不以为意地说：“你们是工作关系嘛！”
“运动一来，如果有人不这么看，就麻烦了。”
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像霹雳似的降临了。
我回到了省作协。一夜工夫，省作协的地下室里贴满了大字报，许多是对我来的。有的揭露我和邓拓的“罪行”；有的说我和汉奸文人张露薇如何狼狈为奸；有的称我为“夺权老手”；有的说我历来是保护牛鬼蛇神的“大红伞”；有的说我过去写的作品都是些“毒草”……那些大字报全都充满了血腥气味，每一张大字报都能置我于死地。我被强迫写那些“检查”和“交代”稿，还不时地被拉出去批斗。大街上的游行队伍喊着口号，刺耳的高音喇叭惊天动地。我感到自己太孤独了，太绝望了。在这种形势下，有多少次我问过自己：我还能够再这样活下去吗？我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找到安慰，找到希望，我想和申蔚谈谈，她却随着机关干部去长山子村参加秋收劳动去了。
就在我十分绝望的时候，申蔚从长山子参加劳动回来了。她告诉我说，机关这次组织干部去长山子劳动，本意是去搜集我的材料，不料却受到了长山子群众的坚决抵制，碰了钉子。长山子的群众说：“你们要问马书记在长山子的工作成绩，十条二十条也能数上来。要问黑材料，一条也没有。”申蔚还对我说，她在干活的时候，王恩成私下对她讲，让转告我，让我放心。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长山子群众没有给我贴过一张大字报。万一机关罢了我的官，长山子欢迎我回去，再帮助他们治山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