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体国，以为天下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计小利。国家、民族、社会、自我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势，待人以诚，为国有忠是为人之根本。
曾同藩就是一个心怀天下之志的人，他在京都任职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围，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可见，他对时务的关心更甚他人。
在闲暇的时候，曾周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都已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准备下的学问，拿出来应用。他眼光长远，凡事皆有准备，所以书生带兵还能报捷绝非是幸运可以解释的。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心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他的成功，有多么地来之不易了。
曾国藩身为臣子，能恪尽职责，忠君体国，这一点可以于国家危难之际体现。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咸丰皇帝即位。他继位以后的时局颇为艰难，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正在广两地区酝酿成熟，时刻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咸丰帝颁诏求言，封章密奏。许多朝臣应诏陈青，直谏流弊，这其中就有曾国藩。他当时掌理全围庶政的六部中除了户部之外五部的侍郎，因此他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民牛疾苦与军事外交。日睹时局危急，政风颓靡，就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