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啊丘濬，早知如此，你又何必当初。
刘文泰，你会羞愧吗？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的事，做事的不可恨，帮闲的最可恨。丘濬和王恕，论人品都是正人君子，论关系也并没有深仇大恨，却总因为有你们这些“巴儿狗”在，最终闹得这个结局：一个含冤而去，一个背骂而死。
这场斗争，没有胜利者。
同样是性格决定命运，“弘治三君子”里的第二个人——兵部尚书马文升，命运却比王恕好多了。
如果把弘治朝初期的大明帝国比作一个久病缠身的病号，那么朱祐樘就是治疗这个病号的主治医师，底下的臣工都是各负其责的医生：怀恩是负责割太监问题这个瘤子的，王恕是负责割吏治问题这个瘤子的，都还算是专职，马文升却累得多，他既要割官场的瘤子，也要治背上的那个毒疮：国防问题。
马文升与王恕一样，他在弘治朝以前也大大有名，原因却和王恕不同：他一直在替人擦屁股。
官场上的擦屁股，就是指别人做了错事，闹出了乱子，由另一个人出来收拾局面。这种人当然倒霉：擦干净了，你未必有功；擦不干净，黑锅你跑不了，马文升就这么倒霉了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