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在道德和政治的进步或倒退的综合影响下，什么样的有关人类个性的超越能够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从宇宙的立场，甚或是从人类的立场来看，大谈对人类生活的普遍控制似乎为时过早——即使某些圣人或神秘主义者能够做到这一点。行为的理由必须是相对于个人的理由，而且只要人类个体的多样性继续存在，个人立场将会保留其道德重要性。
选译自［美］托马斯·内格尔:《无从之见》,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牛冬梅译,杨兆锭、万俊人校。
[1] 关于这种类型的观点，弗里德有很好的论述。
[2] 谢弗勒尔强调过这一点，他在题为“以当事人为中心的约束”的文章中，以谨慎怀疑的态度讨论了道义论的限制。
[3] 即使我们知道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即祖母不答应给钥匙），上面的说法仍然适用。这是因为，当我们为了更高的善的目的而折磨或伤害孩子时（这里还有一个限制没有说明：我们假定孩子的安危直接依赖于能否得到车钥匙），并没有全然排除心理上对拧孩子的胳膊这种行为的厌恶。
[4] 参见德雷克·帕菲特：《自由与个人》，第一部分，该处的论述表明了，为了更接近结果论，常识的道德可能会以某种方式被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