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作者强调指出，“通史”应有明确的、独立自存的研究对象，认为：
历史为人类过去的活动，包括人与自然的斗争，种族与种族的斗争；有阶级时，包括阶级与阶级斗争。梁任公先生于专史的对象，能明言之，而于通史的对象，则未能以一语道出。因此之故，乃不能抛弃习俗之见，仍不能不以通史为等于专史之和。……积专史之和以为通史，无异于认通史的对象为不能独立自存。实则通史并非专史之和，其对象乃有客观独立的存在者。[25]
这一认识，堪称宏论，对于全面把握客观历史及其发展十分重要。
其三，作者对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提出了精辟的、辩证的认识，认为：“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求真以致用可，若欲致用而首先毁灭其真则大不可。”[26]这一论点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时至今日，有些论者还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之间徘徊、蹒跚，以致做出一些令人不解的文章。看来，今日重温前贤之论，大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