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唐至“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15]。闭关自守，并不是中国人的天性；特定的地理环境并非注定要使中国形成一种“隔绝机制”，成为一种内向的、封闭的、超稳态的文化类型。同欧洲中世纪社会相比，中国的封建社会，尤其是汉唐之所以繁荣兴旺，而且人才辈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有一定的开放性，产生了汉帝国积极主动的开放精神和博大的文化胸襟，形成了唐代高度开放的文化模式。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美誉世界的“丝绸之路”，开阔了汉族人民的地理视野，张骞也因此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的利文斯敦”；郑和七次下“西洋”，打开了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各国的航路，客观上推动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此前，唐太宗就说过，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歧外族，我独不取这种偏见。兴盛总是与开放相随。
然而，从明朝中叶，至迟从清王朝开始到鸦片战争，形成200至300年的闭关自守。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到了明朝中叶，其衰落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发展开始感到后劲不足，进一步发展需要打破这种封闭的农业经济体系，从外面汲取丰富的养料。然而，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中国从明朝中叶至迟从康熙开始，却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走上了自我封闭的道路。恰恰在此前后，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其急速生长的大变革时期，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由于失去了与之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机会，中国仍躺在古代文明的“安乐椅”上原地不动，结果，不可避免地落后了。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6]。“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