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朝坑冶之利，此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间或有之，随取随竭，曩者固已。浙之温处，闽之建福，开厂置官，令内臣以守之，差宪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偿所费。……虽然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盖以山泽之利，官取之则不足，民取之则有余。今处州等山场虽闭，而其间尤不能无渗漏之微利遗焉。此不逞之徒，犹囊橐其间，以竞利起乱也。为今之计，宜于山场遗利之处，严守捕法，可筑塞者筑塞之，可栅堑者栅堑之，俾其不至聚众争夺，以贻一方生灵之害可也。（《皇明经世文编》卷七二《丘濬山泽之利》）
正德六年，1511年。封闭云南银场九处。至九年，1514年。军士周达又请开云南诸银矿并铜锡青绿，诏可，遂次第开采。十五年，1520年。又令云南银矿新兴场及新开处所一并封闭，以后不许妄开。嘉靖初，又命闭云南大理矿场。（《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嘉靖十六年，1537年。命广开山东等处银矿。山东巡按李松言，沂州宝山开矿七十八所，得白金一万一千三百两。宜将龙爬山、石井山以次开采，帝……命抚按力任之。（《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