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有关避讳的故事很多，有些是血淋淋的，以清代文字狱最为惨烈。湖州南浔庄廷鑨《明书》案，为清初第一宗文字狱，因直书努尔哈赤之名，株连冒名出版者以及修订、写序、印刷、藏书、官员等千余人入狱，审讯后死刑七十余人，其中十八人被凌迟处死；雍正朝主考官查嗣庭摘用《诗经》中的“维民所止”作为试题，被人告发称“维止”二字为“雍正”去头，遂病死狱中，儿子处斩，兄侄流放。至于有宋一代，苏轼的“乌台诗案”就很有名了；太平天国则小兵只要与首领姓名一致，也要去死的。
有些故事则幽默而有趣。汉吕后名雉，文书上只要遇到雉字，都要用“野鸡”二字取代的；唐代的那个大诗人李贺，因为他的父亲叫晋肃，“晋、进”同音，要避父讳因而就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了，郁郁寡欢，二十七岁时死了，人称“诗鬼”，后来韩愈作了篇《讳辩》，其中就反驳道，“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而五代时的冯道，历四朝十君，拜相二十余年，人称官场“不倒翁”，在给门客讲《道德经》时，就把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因避己讳讲不下去了，门客灵机一动，改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