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坏蛋。我真想喘口气了。”律师说，好像在为没有立即谈聂赫留朵夫的事情做辩护。“好，现在就来谈谈您提的案子……我已经仔细查阅了案卷，可是正如屠格涅夫说的，‘它的内容可不乐观’[1]，就是说，那个该死的辩护律师糟透了，没有给上诉留下任何余地。”
“那您决定怎么办？”
“等一等，您告诉他，”他转身对进来的助手说，“我怎么说的，就怎么办；他认为可以——这很好；如果不同意，那就算了。”
“可他不同意。”
“那就算了。”律师说，他的脸色从快活、和善顿时变为阴沉、恼恨。
“人们都说律师是白拿钱的，”他说，脸色又显出了原先那种快活的神色，“不久前我救了一个遭诬告的破了产的债务人，而现在大家都纷纷找上门来了。可是办每一个这样的案子，都要付出不少心血。须知，我们也像一位作家说的那样：我们把自己身上的肉一块块留在墨水瓶里了。好吧，现在就来谈谈您的案子吧，或者说是您感兴趣的那个案子吧，”他继续说，“情况很糟，没有充足的上诉理由，但试一试还是可以的。您看，我写了这样一个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