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贽历史评论的批判精神
李贽的主要撰述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前者是历史评论著作，后者是诗文集而重于思想评论，它们在史学史和思想史上各有重要的地位。他还编有《初潭集》，合《世说新语》与《焦氏类林》成编，其批点、评论，也反映出他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
《藏书》68卷、《续藏书》27卷，是李贽关于历史人物评述的两部著作。《藏书》取材于历代正史，记战国至元末约800个历史人物。《续藏书》取材于明代人物传记及有关文集，记明代万历以前约400个历史人物。从历史思想来看，《藏书》所包含的历史评论的批判精神，具有突出的史学价值。李贽的历史评论的批判精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表现在对历史评价的理论认识上。李贽认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90]这是肯定了人们认识事物的“是”与“非”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不仅可以“并行”，而且可以“并育”，即促进认识的发展。李贽进而指出：汉、唐、宋三代，“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这是明确地提出，在历史评价上，应当改变“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传统价值观念。在他看来，千百年中只遵循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等同于没有是非可言，更谈不上“是”与“非”的“并行”、“并育”。李贽还认为：“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怎么能以孔子的是非为定论呢。李贽提出的这些论点，在历史评论的理论发展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唐代刘知幾曾大胆地提出“疑古”、“惑经”，表现出了他在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上的批判精神。不过，他所“疑”之“古”、所“惑”之“经”，只是就一些具体的史文和记载说的；而李贽则是从历史评论的基本原则即历史评价的标准上提出了异议。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上曾有一派主张，即历史撰述在形式上和思想上都应效法《春秋》。针对这一类主张，唐人皇甫湜提出：“是非与圣人同辨，善恶得天下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91]这是表明，作为“良史”，在历史撰述上不必尽效法《春秋》。而李翱的《答皇甫湜书》也提出了“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92]，作为历史评价的原则。他们提出的“是非与圣人同辨”、“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的思想，反映了史家在历史评论上自觉意识的增强。但是，所谓“善恶得天下之中”、“用仲尼褒贬之心”的不同价值原则，则又表明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春秋》思想的羁绊。李贽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他主张在历史评价的是非上，史学家应当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突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传统观念。尽管李贽在历史评价的是非上带有一定的相对主义的色彩，但这并不是他要宣扬的主要之点；要求突破传统思想束缚的批判精神，毕竟是居于主导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