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陈述军事局势说：“今苏、浙等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指日可成，元恶指日可毙。”故绝不可因粮饷奇绌而“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曾国藩又进一步从情和理上分析道：“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日分，日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诸坐名《敕书》。……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沈葆桢既违分又违情，曾国藩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朝廷没有准奏，而是将江西厘金分江西地方军与曾国藩大营各一半。曾国藩于三月二十七日接到廷寄后，在日记中写道：“皇上仿佛偏袒巡抚，仍命督抚各分江西厘金之半。考虑到围攻金陵正处于关键时刻，恐军心涣散，经总理衙门于上海奏拨银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其中二十九万虽不甚可靠，其二十一万则立刻可起解，足济燃眉之急。因念枢廷苦心调停，令人感激；而劳逸轻重之间，又未尝不叹公道不明也。”这是曾国藩运用“克己之学”的典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