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理论创始人贝尔认为，“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3]这一观点不无启迪。但问题在于，当代社会发展与先人们面临的并不是“同样的生存困境”。生态危机的出现，使古老的“天人合一”说发生了迷人的微笑，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内核的“天人合一”说不可能解决当今的生态失衡问题，“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也不是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灵丹妙药，如此等等。以儒学为源头的传统文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消除“现代化痛楚”“发展性危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不可能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民族精神的支柱和安身立命之本。
现代化同时又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中，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在经济、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市场经济取向与原有社会公平结构的冲突。
市场经济是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产生的现代经济运作模式。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和目标，就是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能排除，也不能否定作为市场竞争结果的个人收入差别，相反，它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这就同原有的社会公平结构——“大锅饭”体制发生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实际上是现代经济运作模式同平均主义传统的矛盾与冲突，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市场经济取向与原有社会公平结构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