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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当她来到厂房里，但见一排排组装好的桌椅，已将偌大的厂房占领得只剩一小块余地。
他却不在了。
有他的床在，有他的录音机在，她觉得他仍在身边似的。
她不复觉得这个地方阴森可怖、鬼气森森了。
她开了录音机，在节奏强烈的摇滚乐中，开始了她又一天的孤单单的工作……
那些最后从这里散去的女人们重新回到了这里。不知是被台湾女歌星的歌声和摇滚乐所吸引，还是被夜晚的灯光所吸引。她们对徐淑芳说，按照惯例，有了活儿，是要大家伙儿干的。她们提醒她，卖掉那几台破旧车床获得的钱，她不是也有份儿吗？她们的话听来振振有词，她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她们十分正当的劳动愿望和劳动热情。于是这个城市中的最低贱的角落，又有了紧张劳动的新气象，而郭立伟每天晚上依旧住在这里加夜班，年轻的细木工不仅仅是在帮自己的嫂子干活儿了，也是在帮她们“大家伙儿”干活儿了。那些老的或丑的女人们却并不这么认为，她们认为他完完全全是冲着他嫂子才甘心情愿地住在这么个寂寥的地方并且每天晚上加夜班到一点钟的，因此她们也就没什么必要对他表示感激。当嫂子的自然替小叔子觉得不公，她谴责她们，甚至请求她们对自己的小叔子哪怕表示出一点点感激也好。而她们偏不，她们回答她——“感激的话留给你对你小叔子说呗”或者“你们俩之间，还用得着谁感激谁不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