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在上海闭门写作《孙文主义》。稿子写了一半，孙中山就召来黄炎培，拿出已经写好的部分初稿，谈了写这部书的初衷，诚恳地说：“自己不长于写文章，已写的请你看一遍，字句上有需要斟酌的，请你动笔。”
当时两者地位悬殊，一为卸职的临时大总统，革命领袖，一为江苏提督府下科长。然而他却未将孙中山当权贵，而是英雄相交，他毫不客气，为孙中山改起了稿子。该书出版后，他还珍藏了由孙中山亲笔签赠的书。
1921年，共产党即将成立，友人沈肃文建议他联系一下李大钊，于是他专程北上，到北京拜访了李大钊。两人相谈甚洽，谈到形势、谈到各自的做法，相约今后密切合作。之后，他编辑的《申报》特刊上发表了李大钊的长文《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即巴黎公社)，支持建党事业。
红军长征期间，国民党除加紧军事上的围追堵截外，还大肆造谣诬蔑，谣传共产党人在途经贵州茅台镇时，纵容官兵在茅台酒池里洗脚。然而，他听了此谣传后，并不以为然。
抗战中，他置身高潮迭起的重庆，应沈钧儒之请，参观其子沈叔羊的画展。沈叔羊的画上有一把酒壶、几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沈老请他题词，他看了看画，挥毫特作七绝《茅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