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行新生活运动过程中，国民党政府煞费苦心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和发动。在全国建立了一套为较完整的组织。全国性运动由促进会总会主持，各省、市、县、农村、工厂、学校，均由当地最高长官和单位负责人主持，受当地促进会指导。到1936年，全国共有20个省、4个直辖市成立了新运会，1355个县设立了分会，另外还有13个铁路分会和10个华侨新运会。除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和建立大量组织以外，国民党政府还“佐以武力与政权”来强制推行新生活运动。尽管用力甚多，但是终因不符合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推行者表里不一等原因，收效不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生活运动的工作重点转向战时服务，客观上支持了抗战，但是它所推行的具体行动内容则随着全民抗战的掀起自然消失。此后，无论国民党政府如何再挖空心思想贯彻新生活运动，都无济于事了。
在大力宣扬三民主义思想和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以各种手段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对革命的进步的文化进行“围剿”，打击和摧残进步文化，迫害进步文化人士。
首先，他们利用所掌握的政权颁布大量法律，取缔和限制进步文化。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三令五申严厉查禁革命进步报刊书籍。1928年2月，国民党当局下令取缔各种进步的小报和小册子。1929年，国民党中宣部制定《宣传品审查条例》，以“三民主义”为宗，对凡被认为违反者实行查禁。1930年12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出版法》以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1934年，国民党中宣部又公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在这些法令中明令禁止以文字、图画、演说等形式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对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作出十分严厉的规定，违者要处以各种各样的刑罚。据不完全统计，1929—1936年，国民党政府共查禁社会科学书刊676种，理由多为“宣传共产”、“宣传赤化”、“煽动阶级斗争”、“诋毁本党”、“攻击现社会制度”等。抗战初期，虽有一定程度的放松控制，但不久又故态依然，甚至变本加厉。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又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杂志送审须知》、《图书送审须知》、《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等。仅1941—1942年，就查禁书刊1400余种，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不准上演的剧本160多种。除严厉查禁外，对大量书刊实行删改也是常用手段，使得许多书刊被弄得面目全非。正如当时有人所指出的那样：“自国民党主政以来，即厉行党治。一切庶政，都以‘党化’为前提。举凡人民之思想与言论，概加以束缚，尤其自民国十七年国共分裂而后，对于思想言论限制尤严。凡与国民党主义与立场不同之他种学说，他种主义，不仅绝对不许其流传，抑且绝对杜绝其研究。”[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