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我们欲知这种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何影响，则须观察古代及中世纪工业上的差异，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同类别。
无论任何地方、任何时代，我们常遇到各种不合理的资本主义。例如承办租税的资本主义企业（西方、中国及西亚）；为战争筹资的资本主义企业（如战国时代的中国及印度），以及与商人投机有关的资本主义，无论何时均存在商人；再则为乘他人之穷困而贷款以榨取高额利润的高利贷资本主义。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形式均以战利品、租税、以权谋私、官厅高利贷等为目的（如恺撒向克拉苏借款，以后通过滥用职权来筹还此金额）或以进贡及现实需求为目标。然而所有这些形式均带有非合理性而出于偶然的经济活动之性质，劳动体制之合理制度无法由此发展而来。反之，合理的资本主义则以市场机会，即狭义的经济机会为目标而进行。资本主义愈合理，它同大量需要的供给关系愈密切。自中世纪末期以来，组织此项资本主义生产活动实为近代西方之事。在古代，唯一的资产阶级只有罗马的骑士阶级，他们的理性主义堪与近代资本主义相比拟。当一个希腊城市需要贷款或租赁公有地时，它必须使各地方的资本家相互竞争。反之，罗马自叙拉古时代以来，即有一个理性的资本家阶级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此阶级之资本主义完全以国家及政治机会为目标，换言之，即以公地或征服地及领地之赁租，以及对政治家及战争之融资活动为目标。尽管它必须考虑官僚贵族的持续反抗，但有时对罗马之政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