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企改革的进程中，国企的三座大山——债务负担、富余人员和社会职能中，被各界注意最多的是负债问题，因为另两个问题严格说是安定团结所要解决的问题，惟有债务问题必须从经济层面入手。造成国企亏损的因素众多，负债率过高是亏损的重要成因。而国企债务的大部分并非始于企业经营，而是发生在体制转轨之际——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一切由政府支配，利润全额上缴，资金也由政府划拨；转轨开始，划拨款变为贷款，企业各项制度还未纳入市场轨道便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债务沉重，本息越滚越大，高负债率使企业生存都成了问题。
有一些政府官员则认为，国有企业目前面临的困难，如负债率过高、社会负担过重、冗员问题等，并非国有企业的真正难点。企业改革真正的难点在于政府本身虽然几经变化，但基本上还是按照传统体制下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模式设置的。厉以宁教授对此是肯定的，国企改革不可避免地要牵扯到政府机构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和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小打小闹无用，非动大手术不行。
由于国企亏损长期居高不下，关于国企的研究课题便逐步丰富多元且深入起来。搞活国企，是中国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阶段以来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但又一直未解决，什么药方都试过了，仍不管用。于是研究者提出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在背水一战中逼出来的，但总是在局面已经无法选择的时候才撒手放权——30年前农民活不下去了，于是放手，便有了农村改革；城市就业压力解决不了了，于是放手让人们自谋生路，便有了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真可谓是放一点就活一点。国企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于是“抓大放小”被提了出来，核心还是一个“放”字，先放开“小”的，哪一天“大”的实在不行了，就放开“大”的。中国人看来潜力无穷——只要给他一点机会，他就能够干出奇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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