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差别和对立。这是在认识的目标和目的上陆九渊与朱熹的分歧和不同。陆九渊提倡“尊德性”，朱熹提倡“道问学”。陆九渊说：“朱元晦曾作书与学者云：‘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之。’观此，则是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192]朱熹主张“道问学”，后来态度有所变化，想“去两短，合两长”；陆九渊坚持不尊德性就无所谓道问学。朱熹及其弟子遂批评陆九渊“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不读书不穷理”。其实，陆九渊并非不讲学、不读书。只是与他人比较起来讲得、读得有“别些”。从陆九渊在江西贵溪象山讲学的情况和在白鹿洞书院讲授《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的成功，即可知其如何精于讲学之道。至于读书，陆九渊说：“后生唯读书一路，所谓读书，须当明物理，揣事情，论事势。且如读史，须看他所以成，所以败，所以是，所以非处。优游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读得三五卷，胜看三万卷。”[193]既然“后生唯读书一路”，读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陆九渊强调读书除了要究所以然之理外，更主要的是为了陶冶性情，涵养道德。也就是要优游涵泳，以精熟为贵，以意旨为的，印证“吾心之良”是“吾所固有”。这才叫学而知“本”，“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即六经所言，皆我心中固有之理。所以，当有人问陆九渊“胡不注六经”时，他回答说：“六经当注我，我何注六经？”[194]诚如南宋学者叶绍翁所说：“九渊只是信此心。”[195]陆九渊“尊德性”实际是只“信此心”的必然结果。他既然把“心”膨胀为宇宙本体，那么坚持从心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也就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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